对鸦片战争前耶稣会士来华的评价

【摘要】对鸦片战争前耶稣会士来华的评价，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耶稣会士们，一方面翻译和著述了大量的书籍，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另一方面，也存在某些个别传教士，出于某种目的，与殖民主义相勾结，表现出一些劣迹。

【关键词】耶稣会士传播西学 殖民主义 实事求是

来我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中，有很多在科学上是造诣很深的人，他们在认真传教的同时，也把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来。如瑞士人（一说德国人）邓玉函，是近代物理学之祖伽利略的挚友，灵采研究院的第一届研究员，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中最称渊博者。在语言方面，精谙希伯来、拉丁、希腊及德、法、英、葡等文字；在学术方面，通晓数学、哲学、医学、生物学及矿物学。意大利人艾儒略，博通中国经史，被当时人称为“西来孔子”。其他如庞迪沃、毕方济、罗雅谷、戴进贤、金尼阁、阳玛诺等等。他们大多是著名的科学家，有的精于天文，有的长于物理，有对于地理学、数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种种精绝”。特别是法国传教士，与本国新成立的科学院保持往来，加强先进科学技术的交流。在耶稣会士中，成绩最为卓著，贡献最大者，当首推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他们不仅精通科学，而且娴熟中国的经书典籍。汤若望和南怀仁还历任了中国的高官要职。这些耶稣会士们，由于得到中国皇帝的支持和进步士大夫的合作，他们翻译和著述了大量的书籍，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

如何评价传来中国的这些西方科学文化呢？李约瑟指出：“大多数人推测，耶稣会传教士带给中国的是陈旧的欧洲数学知识。然而，只有欧几里得的《原本》才是如此。”①“耶稣会传教士把欧洲代数学介绍过去时，他们带去的不是由来已久的东西，而是至少在技术上比较新的东西。”②甚至“发明和技术在欧洲是最新的”。“中国人曾为这种新知识而感到非常激动。”③

这些传教士们，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在中国学习、生活和工作，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最终葬身于华土，因此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尤其是利玛窦，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中所作的卓越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和友情，至今仍被中外人士传为佳话。特别是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更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徐光启，尤为突出。徐光启晚年写出的《农政全书》六十卷，为农学界空前的科学巨著，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东来，本是为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推动，并与早期殖民主义相勾结。耶稣会士是乘着葡萄牙的船只踏上中国领土的，这样，他们便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以传教为先导，殖民为后盾，相辅相成，并行不馁，征服中国。然而，自明末清初，直到鸦片战争，中国政府紧锁大门，严行禁教，堵住了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渗入，使殖民主义者不能在中国为所欲为，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个方面，就是西方传教士关于在中国传教采取什么形式。最初有两种争论的意见：桑切斯主张“若没有军队协助教士，便一个人也不能劝化。”他在致日本副传教省会长信中说：“我和罗明坚的意见完全相反，我认为劝化中国，只有一条好法，就是借助武力。”罗明坚、利玛窦则主张“中国归化，我们应该听凭上主的安排，不应该用武力来促其实现。”“中国的传教事业，……不单不借用武力，而且极力与佛郎机脱离干系。……所以他急极主张，令传教士不要和西班牙人发生来往，更不要和葡萄牙人有一点关系。”④一般来说，早期在华传教士是按照后者的意见行事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鸦片战争以前的传教士和鸦片战争以后的传教士相提并论。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他们群聚中国，强迫订立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通口岸，干涉中国内政，而西方传教士，有的则直接参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犯下了罪行。总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陈垣先生关于“教徒之安分”写道：“至于当时教徒之是否安分，亦可从反对者口中见之。”⑤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一月十八日，康熙皇帝在召西洋人苏霖等十八人进乾清宫西暖阁的谕令中，即可证明。上谕道：“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⑥陈垣先生接着指出：“贪淫二字，系康熙硃笔所加，寥寥数言，胜于教会史自说百句。”⑦据陈垣先生考证，在清季历朝档案中，证明天主教徒当时之安分，亦可佐证。例如：

雍正二年十月，两广总督孔毓珣奏，臣思西洋人在中国，未闻犯法生事；乾隆四十三年正月，陕西巡抚毕沅奏，查获商州天主教人“赵金城正欲聚会念经，即被访闻拿获，再四刑诘，坚供并无别项邪术，煽惑不法，以及藉名敛钱治病等事；乾隆五十年二月，护理江西巡抚李承邺奏，在万安县刘桂林山寨内，拏获传教西洋人李玛诺，搜出经卷图像，念珠十字架洋钱等物。别无不法字迹。

乾隆五十年十月初八日上谕：前因西洋人吧地里央等，私入内地传教，经湖广省查拏，究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等省，俱有私自传习之犯。业据各该省陆续解到，交刑部审拟，定为永远监禁。第思此等人犯，不过意在传教，尚无别项不法情事等等。

嘉庆十年十一月，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诰等奏：内阁抄出两广总督那彦成等奏，拏获接引西洋人欲赴山西传教之李如，审明定拟一折。臣等提犯严诘，李如等坚供伊等学习天主教，只系礼拜吃斋，悔过劝善，并无不法别情。质之若亚敬，亦称伊等西洋人习教，不过劝善改过，是以随同接引，前往传教，实无别项情弊。矢口不移，似无遁饰。查核译出番字经卷，概系鄙俚虚诞之词，诱人传习，尚无违悖字句。

陈垣先生在列举上述材料之后，评论道：“曰未闻犯法生事，曰并无别项邪术，曰别无不法字迹，曰尚无不法情事，曰实无别项情弊，曰尚无违悖字句，此等证明，比任何宣传为有力。此当时教徒之安分，可从历朝档案证明之者也。”⑧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否认某些个别传教士，出于某种目的而表现出劣迹。关于在1689年中俄两国《尼布楚条约》谈判中，作为中方拉丁文翻译的耶稣会士徐日升和张诚就愿为沙皇效劳，这就是显著的一例。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与介绍西学的活动，略如上述。待到鸦片战争，英国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情势才完全改观。

所以，我们对于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要客观、具体、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要揭露他们来华的背景和目的，也要肯定他们在介绍西方科学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把历史上的事物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还历史本来的面目，发展地、辩证地进行客观估量，才能做出公允的评价，不能把他们一律斥之为殖民主义的“帮凶”、“走狗”或“爪牙”。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在天文、地理、武器方面。当时已经发生了实效。至于对后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如何，则有待于我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者作出评价。梁启超在《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对此曾有所论述，兹引录如下，以备参考：

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先是马丁路德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最主要的目的地。于是利玛窦、庞迪沃、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名光启，号元扈，上海人。崇祯六年——1633年卒。今上海徐家汇，即其住宅）、李凉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统历”，循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谬很多。万历末年，朱世堉、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他的错处，请重为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拿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辩争的结果，卒以徐文定、李凉庵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与，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此外，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庸我再为赞叹了。其余《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又《辨学》一编，为西洋伦理学输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实农学界空前之著作。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著译书目一翻，便可以知道它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时候代表作品——如《几何原本》之类，择一两部细读一遍，便可以知道他们对于学问如何的忠实。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间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当时治利、徐一派之学者，尚有周子愚、瞿世谷、虞淳熙、樊良枢、汪应熊、李天经、杨廷钧、郑洪猷、冯应京、王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夔、曹子汴、郑以伟、熊明遇、陈亮采、许胥臣、熊士旗等人，皆尝为著译各书作序跋者。又莲池法师，亦与利玛窦往来，有书札见《辨学遗牍》中。可想见当时此派声气之广。⑨

参考文献：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第115页。

②同上书，第256页。

③同上书。第115页。

④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31—234页。

⑤《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第218页。

⑥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第11，《谕西洋人》。

⑦《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第218页。

⑧《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第219—220页。

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作者简介】 严如生，1990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学高级教师。曾主编《三年高考两年模拟》、《高中总复习导学大课堂·高中历史》，参编《高中历史单元双测》、《高考社会热点透视》等教学用书。多次获得市高三教学先进工作者和县先进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