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名家是怎么上课的？

名家上课，有的引人入胜，有的催人入眠；有的令人倾倒，有的令人生厌，林林总总，形形色色。

　　梁启超先生给清华大学学生讲课时，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先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同时又很自负。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禁。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悲伤处，竟痛哭流涕。这样的讲课，出神入化，学生不仅学到知识，同时也是高级的艺术享受。

鲁迅先生讲课幽默风趣，每一句话都充满感情和力量。先生讲课绝不“霸道”，有时很“民主”，很随和。有一回讲到《红楼梦》，先生笑着问学生：“诸君喜欢林妹妹否？”一位学生大胆地站起反问道：“请问，先生喜欢否？”鲁迅答道：“我可不喜欢林妹妹。我嫌她爱哭哭啼啼，小心眼儿。”学生都会心地笑了。

朱自清教课认真、严谨。教宋词，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他要求学生按时交作业、笔记，还安排月考、期末考试。

辜鸿铭，清末国学大师。他在上课之前先和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致礼；下课后，他先离去，学生再走。（二）要求学生背诵的课文，上课检查若背不出，不许坐，要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受得住约束的听课，受不了的可趁早退堂。他要求虽严，但讲课诙谐幽默，古文熟烂于心，英文也呱呱叫，一般是无人退堂的。

　　章太炎先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先驱、国学大师。他讲课时慕名来听者甚众，但他口齿不清，讲课时爱随意发挥，漫无层次，常常使听者兴味索然，慕名而来，失望而去。先生嗜酒，也好吸香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有时候误拿着纸烟卷在黑板上写，惹得学生哄堂大笑。太炎先生虽不擅长讲课，但学生中也不乏忠实听众（像鲁迅等人就坚持听完了《说文解字》），有些人后来成为知名文学家、学者。

　　吴宓，陕西人，曾留学法兰西，国学大师。曾主持清华研究院工作，也是一位“红学”专家。吴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上《〈红楼梦〉研究》课，见下面女学生没座位，就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有风度的男生也尾随吴先生之后去帮搬，等女学生坐好后他才开讲。他讲“中西诗之比较”，好多学生有兴趣去听，没料到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学前儿童念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陈寅恪，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陈先生通晓古今活文字及死文字十余种，能背诵《十三经》和《三通》，对佛门典籍及隋唐史尤有精心之研究。他讲隋唐史时，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进；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刘文典，老同盟会员，做过孙中山的秘书长，对《庄子》、《文选》研究有独到之处。他嗜吸鸦片，上课时无法过瘾便狂吸纸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语音含糊不清，讲《文选》时，只听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他是书生，也是狂生，自诩全世界两个半《庄子》研究权威中的那半个。教《昭明文选》，一学期才讲了半篇内容玄虚的《海赋》。

　　闻一多，这位“新月派”著名诗人讲课有两个癖好颇有名士风度，一是将早上的课调到下午黄昏时分上，认为有气氛，易讲得精彩；二是上课前必先点燃一支香烟，然后蔼然一笑，绅士般地问学生道：“哪位吸？”他上课是允许学生抽烟的。他上“楚辞”，第一节课打开一尺半高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抑扬顿挫的语调道：“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将晚唐诗与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颇受欢迎。闻一多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仅要学生每人交一份读书报告。

　　沈从文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重，学生很不好懂。讲课没有讲义，毫无系统，只是即兴的漫谈，类似聊天。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读了很多书，从不引经据典，总是凭直觉说话，从不说亚里斯多德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他讲话也不借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或腔调，但很诚恳、天真。他教学生创作，反反复复，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题。他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证，有时比学生的作文还要长。沈先生的得意门生是自由散漫的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汪曾祺。

　　周作人学识渊博，文章风格浅淡、平和，是散文的一流大手笔。但周作人在讲台上的表现不敢让人恭维。徐行呆板，缺乏风神，与其兄鲁迅的谈笑风生，俏皮幽默的讲课风范形成鲜明比照。通常是坐在讲台上，低头伏案照本宣科，声音细声细气，即使坐在前排的学生也听不大清楚。

　　俞平伯，著名学者、“红学”家。当年给学生讲授诗词，每每自己先唱读。每唱完一首，自己先赞道：“好！”沉吟半响无语，学生想要知道其所以好，俞先生已开始唱读第二首。唱毕，又由衷赞曰：“好，真好！”先生沉迷其中，大有醺醺醉也之态。学生欲知其细节，终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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