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太爷”到阶下囚——赣榆县长王佐良（二）

从“县太爷”到阶下囚——赣榆县长王佐良（二）

王佐良主政赣榆县期间，不仅要承受上头“查访”的压力，还要应付下面舆论的困扰。如赣马镇玉带河旁有个金蟹泉，水质很好。清康熙四年，赣榆知县李俊友将其整修为井。后来井壁坍塌，成为平地。为此，王佐良出资把该泉整修为井，并立碑为记。可对于这件公益事，却有人说他挖井是为了破坏张某人家的风水。又如民国八年，《赣榆县续志》和《附编》修成后，他捐资付印，并为志书撰写《序言》。因他在行文中提到“先君子尝捐二百金助剞劂，兹编脱稿，将付手民，予也捐金如数。为邑之士，夫倡盖不乐观劂成，亦以继先人之志云尔。”——意思是，先父（王得胜）曾捐资帮助志书刻板印刷，他也捐出一样多的钱印制志书。然而，他写的这几句实话，也被说成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王佐良在剿匪战场上敢与匪徒浴血搏斗，在县署公堂上是判决罪犯死刑不手软的“县太爷”，可谓“铁腕人物”；但是，他有时又另有一番“柔”性心肠。

王佐良在县署公堂上张贴着一幅自题对联。上联是“成法何拘乎？但知酌理唯情，片言折狱师仲子”；下联是“杀人诚多矣，只为安良除暴，惠民无术愧公孙”。

上联说明：他因剿匪、执法的需要，时常要开堂办案、依法杀人。但他并不喜欢杀人。他执法不愿受形式约束，只想斟酌事理、按实情办案，希望像当年子路那样，用几句简明的话就能正确地断清案情。

下联的意思是：他承认自己杀的人多，但为了安良除暴，他不得不这样做；而在杀人之后，他又自责“惠民无术”，有愧于自己“将门之后”的身份。——这种矛盾心理，正是他“柔”性一面的反映。

再说待人。王佐良对忠心为他办事的身边人不摆官架子；手下人犯点小错，他也不发火。

因为他待下人不薄，所以下人也对他有义。他在赣榆为官期间的贴身“跟班”刘玉恒，在他坐牢以后，仍然跟他到南京，在监外为他跑腿办事，照料他的狱中生活。

王佐良年轻时就喜欢“老树、怪石、奇花”。早在其父王得胜为官期间，他就在老家朱樊村建造一处家庭花园。该园起名“菊园”，内有菊花六百多种，并植有桂花、铁树、毛竹等奇花异草；花山、花窖、花亭、花厅、太湖石、小桥、流水等，也布局得当；素有“江北第一园”之誉。王佐良不仅把菊园营造成观赏性花园，而且把它搞成园艺实验园地。民国五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树艺浅说》一书。该书近四万字，并配有图像，介绍了常见树木、蔬菜、经济作物的栽种技术；另外还附有养柞蚕、椿蚕的方法。时任赣榆县农会会长的乔文澜为该书作序，行文说：“纬宸先生于树艺一道，推究最精，富有经验”；“栽植之法，物土之宜，纯自经验中来，切近详明，皆以前农书所未道及者。”又说，这些方法，“农人试无不效”。

嗜毒成瘾，人送绰号“烟龙”（实则是“烟鬼”）。父子两代吸毒，偌大家产都在他们爷儿俩的烟枪里，化成了袅袅烟雾！

王佐良不仅没有教育好儿子，也管不好身边的人。他做赣榆县官期间，由姨太顾瞾做“压印夫人”。但顾没有帮助他好好治家理政，反而依仗他的权势，叫人替她在赌局里放高利贷取利。顾的弟弟顾金山来赣榆生活之后，也不务正业：天天放鹰、遛狗、玩鹌鹑，到赌局里聚赌抽头、敲诈勒索；更严重的是，他以姐夫为靠山，常常为人包揽诉讼，从中捞钱。顾氏姐弟俩如此造孽，也就必然造成公众对王佐良的不满。

民国十四年，江苏省政权落到奉系手里。省长郑谦决定派余嘉谟到赣榆任县长，王佐良下台。奉系军队进驻青口后，军中有个营长王某，青口人，曾与王佐良有磨擦。于是他抓住个公报私仇的机会，带兵去抄王佐良的住所。王佐良事前闻信躲到城北冯顶村避难。奉军士兵没抓到王佐良，使他逃过一劫。

然而，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王佐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他的仕途也似漂流在大海中的扁舟，随着潮涨潮落而跌宕起伏。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在东陇海铁路沿线作战失利，部队南撤；受其委任做赣榆县长的张世湜也随之撤走。孙传芳的江浙联军李宝昌旅进驻赣榆后，王佐良复任县长。

不料好景不长。12月19日，北伐军第十七军第一师来到赣榆，军长曹万顺把军部安在青口镇。北伐军的到来使王佐良再度倒运：没过几天，江苏省政府就委任王兰卿（香谷）来赣榆当县长。但王佐良误信有人发电给省里要挽留他，便拒不交印。于是，北伐军独立师师长李明扬出面，派兵以武力帮助王兰卿接收县政权，并将王佐良扣押，交十七军军部看管

王佐良被关押之后，国民党赣榆县党部随即成立“反王大同盟”，搜集到王佐良的“十大罪状”：（1）叛逆通敌；（2）勾结土匪祸害地方；（3）枉杀商保团护兵陈鸿玉；（4）错杀钱粮房雇员周振宗；（5）听任姨太放债抽赌；（6）纵容舅子包揽词讼；（7）吸食鸦片违犯国法；（8）贪污教育费；（9）放兔鹘不务正业；（10）玩鹌鹑游手好闲。并写成讼状，上诉南京特别法庭。

在“反王大同盟”督促下，王佐良被解送南京关押。民国十七年夏，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佐良，赣榆县“反王大同盟”派蒯竟同、刘振鹏等为代表作原告出庭。结果，法庭判处王佐良无期徒刑，并没收其在欢墩埠开设的恒聚油坊。

王佐良受审期间，曾支持他主政赣榆的青口人许鼎霖已去世多年；当年代表赣榆乡董赴南京为他请愿的朱寿石，也早已旅居上海；因此无人再替他“说话”。

但是，当王佐良的案子宣判之后，他的亲家、涛雒镇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丁惟汾，在基本上了解王的案情之后，终于出面向特别法庭提出了几点“不同看法”。

丁惟汾认为：按王佐良的那些“罪状”，把他定罪判刑，有些事确是无可非议。像他吸食鸦片（违犯国法）、为保自己的面子怒杀陈鸿玉（草菅人命）、对姨太和妻舅管束不力（自取其祸）、不惜挥霍重金为姨太顾瞾建造陵墓（触犯众怒），等等。但说他“叛逆通敌”、“勾结土匪祸害地方”，就值得斟酌了。比如说王佐良“通敌”，谁是“敌”呢？当年军阀派系林立，在大兵枪口面前，他这个地方官对谁敢不俯首听命呢？即使他一时倾向某某，也只能是他的权宜之计，何谈“投靠”？

再说“通匪”。土匪本是国弱民穷的产物，仅凭赣榆一县之力是消灭不了土匪的。既然如此，王佐良就是真的跟土匪有“约定”一事，也只能说明他是想保一方百姓平安而已，说他“勾结土匪祸害百姓”，难以服人!

丁惟汾确非等闲之辈。他针对赣榆县的诉状偏重“政治”（通敌、通匪）、而轻“经济”（贪污）的实质，对王佐良的案情分析使特别法庭难以反驳。法官们此时认识到：王佐良的案情虽已作出判决，但定性确有偏重之处。再者，王佐良与丁惟汾是亲家，又让法官们不得不思考以何种方式，给社会和丁惟汾作出合理的交代。

特别法庭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民国二十年（即关押王佐良三年后），作出决定：允许王佐良“保外就医”。

王佐良经历三年牢狱之苦、被“释放”回到老家朱樊村时，身心交瘁，奄奄一息。当年赫赫有名的王家大院在他遭事之后，也门庭冷落；名扬苏北的菊园更是萧条破败。日落西山，时过境迁。此时的王佐良已无在官场上东山再起的可能。在朱樊村破落的王家大院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落寞的时光，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病逝，享年63岁。

注：在抗日山上有两根石头制作的“石旗杆”，原来就竖在王佐良家的大门前。这两根旗杆上刻有王佐良亲自撰写的对联：

捐衿珮，著兜牟，沧海横流，此地幸留乾坤土；

保枌榆，斩荆棘，青山不老，他年莫现宰官身。

王子良自誉为“民国第一风尘吏”

丁惟汾 ：山东省日照市涛雒镇丁家官庄人，字鼎丞，生于1874年。

1904．8．赴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1926．7．南下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青年部长。1927．8．在南京兼任中央党务学校训育主任。1928．2．兼任国民政府委员。1928．5．兼任山东省政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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