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近22年了，一直都想写一篇怀念他老人家的文章，但总是写不下去，每次都是笔未落下，泪已先下。每当想起他老人家，胸中便涌出巨大的悲痛，这种痛撕心裂肺，不能自已，又能写出什么文章呢？再过几日就是父亲的百年诞辰了，就以此文字作为我的祭品，焚于父亲的墓前吧！父亲走得突然，是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2001年4月14日早晨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除了悲痛之外，就是太多的遗憾，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老人家诉说，却再也没有机会了。自1978年初到南京大学读书起，除了在加拿大留学的几年，我每年春节都会回赣榆，一来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二来正月初四是父亲的生日，回去能为他老人家祝寿。遗憾的是2001年的春节我正好没有回去。那时，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所都把进入“知识创新工程”当作头等大事，因为进了创新体系，才能获得经费支持，研究所才能走出困境。后来有的研究所进入创新体系后还燃放烟花爆竹庆祝，可见大家的期待有多么强烈。作为所长，我正在为土壤研究所进入创新工程而作最后的努力，春节期间，我的大部分精力也都放在答辩申请的准备上了。由于准备充分，春节后土壤所的申请答辩获得高度认可，顺利进入创新体系。从北京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开始了方案的落实工作。4月13日下午，在我主持下完成了创新研究员的答辩工作，这意味着主要任务完成，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心里也准备着回家给父亲打个电话，让他分享我的成果与快乐。走出办公室的大门，恰巧碰到一位同事，他说所长最近这段时间太累了，现在大局已定，就和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放松一下吧。我答应了，心想第二天再给父亲打电话，结果第二天凌晨就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正是这样的结果，让我特别内疚和难过。这22年里，我一直在想，如果那年春节我能够回去，如果那天晚上我打了电话，心里是否能得到些许安慰？但“如果”不会变为现实，天下也没有后悔药，我只能永远背负着这份内疚与遗憾了。父亲周自然生于1923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初四。他自幼聪慧，但一生颇为坎坷。他老人家在世时，很少说自己的事，但家里的长辈们偶尔会和我们说到他。我的祖父是个私塾先生，父亲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虽受宠爱，但因家境贫寒，日子甚是艰难。祖父上课时就带着他和大孩子们一起上课，据说，当祖父问到无人能答的问题时，就让父亲讲给大家听，足见他的聪慧。后来父亲又去读公立小学，成绩依然优异。据父亲自己说，他当时在班里年龄小，个子也小，但因为见识多，会讲故事，大部分孩子都听他的。不幸的是，父亲12岁时，祖父就去世了。私塾先生的家本就困难，祖父去世后，再也无力供养父亲继续读书了，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在家，跟着我的伯父和姑父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了。尽管如此，父亲仍喜欢读书，一直自我学习，所以解放后，就当了小学老师，然后又通过自学和进修，不断进步，先是当小学校长，后又当了赣榆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教研室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大学生，但大家对父亲都敬重有加，如果父亲没有足够的学识，是不会有这种结果的。在外人看来，父亲算是大知识分子了，实际上，他连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有。凭借着能力和为人，父亲本应在事业上有更大的成就，但在入党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影响了他的一生。1958年父亲申请入党并进入候补期，但所谓历史问题，没能让他正式入党，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关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一个大概。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抗战，作为热血青年，当时只有十几岁的父亲以周章的笔名在《海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抗战文章，大意是号召大家团结抗战，否则连云港就要沦陷了。对这样的青年，自然会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据说当时有一批青年集体填了一张表，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但这件事后来被认定是加入了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也就是因为这件事，父亲的入党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好在当时教育局的领导赏识父亲的才能，还能让他在原有的岗位上工作，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要想获得重用已无可能，所以父亲一直不得志，心里的郁闷可想而知。父亲的“历史问题”不仅影响了自己，连我入团都受到了影响。改革开放后，组织上希望父亲重新入党，可父亲坚决不同意，坚持认为自己已入了党，只是当时未批准而已，希望党龄从那时算起，后来组织批准了他的要求。父亲又向组织反映了解放前为共产党解放区做事的经历，主要是以跑生意为名，为解放区传送情报，运送药品和紧缺物资等等，因有当时共产党的干部作证，解放前参加工作的事也获得了组织承认。那段时间，我已考上南京大学，弟弟康民和进民也参加了工作，应该说父亲的心情是愉快的，可惜由于年龄原因，行政上已无提升可能。父亲曾经和我说过，他当上赣榆县政协委员后，政协领导很希望他到政协工作，这样职级可以提升，但父亲实在放不下一辈子从事的教育事业，没有同意。后来父亲又被评为高级教师，就更不在意职级问题了。“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父亲给自己总结的这句话，真实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离休后，父亲发挥余热，积极投身于赣榆教育志的编写工作。从赣榆的教育发展历程而言，父亲算是活字典了，尽管如此，父亲经常查资料，深入基层调研，和大家一起完成了教育志的编写，其工作也获得广泛好评。正因为父亲一生没有获得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让我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就想以自己的努力来弥补他老人家的遗憾。我想父亲是看见我的努力的，特别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我就考上南京大学化学系，而且是全县最早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后来又考上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生，然后出国留学，回来后不久就成为土壤所的所长。这对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父亲而言，内心是颇感欣慰的。遗憾的是他走得太早了，没有机会让我进一步展现自己，让他的心灵得到更大的安慰；也没有机会让我好好孝敬他，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父亲的突然去世，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以至于很长时间都不能从悲痛中走出来。当他离开我的时候，我才感觉到那个推动我前行的人突然撒手了，我无助地站在原地，感到浑身乏力，内心充满迷茫。我时常想，如果父亲晚些走，我也许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绩。虽然父亲在我上大学后就很少再教导我，但只要他老人家在，我就会感觉到无声的激励和鞭策。父亲的突然离世，也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尽孝是不能等的，否则就会遗憾终生。后来土壤所的研究生们春节放假时，我都会劝大家尽量回家过年，在家多陪陪父母。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无声的，只有失去的时候，才能充分感受到爱的分量。小时候，感觉父亲是严肃的，很少对我们兄弟几个有亲昵的举动，也不记得他抱过我们或带我们玩耍过。当时，由于工作忙，单位离家又远，父亲吃住都在单位，有时周末也不回家，我们是很少见到他的。能记得的温馨画面就是，周末的时候，母亲有时让我带着两个弟弟去父亲的单位找他，然后父亲会抱着弟弟们拨通当时做邮电局话务员四姨的电话，让我们和四姨打招呼，说说话。记忆中，父亲只抱过妹妹秀芳，她最小，父亲经常抱着她在屋子里踱步。在我的印象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变得愈发慈祥，对子女的关心也愈来愈多，对孙辈们更是疼爱有加，偶尔还会提起我们小时候的情景。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上小学时，经常发烧，有时在课堂上就因发烧趴在座位上不动了，老师过来摸摸头，就让大同学背我回家，然后就是母亲背我去医院。由于没找到病因，医生总是按感冒治疗，开一些退烧药和中药，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藿香正气丸了，丸子比鸽子蛋还大得多，要嚼着吃下去，很痛苦。直到1965年，我刚上三年级的时候，在一位老中医的建议下，查了肝功能，才发现是患了肝炎。住院治疗期间，我是快乐的，吃的好，也更能感受到父母的疼爱。由于找到病因，身体恢复很快，一个多月就病愈出院了。我生病这件事对父亲影响很大，从那开始，为节省开支，父亲开始回家吃住，并戒了烟。在我出院回家的路上，父亲和我有了第一次的正式对话。由于生病的原因，一个学期未上课，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要不要留级，我当时很坚决地拒绝了，父亲也微笑着同意了。我当时很高兴，一是又能和熟悉的同学在一起了，二是感觉父亲相信我，对我有信心。父亲对我们的爱很少表露出来。三年级上学期还没结束，文革就开始了，不久后小学就下放到街道，维持到1969年就算毕业了，也没有毕业证。当时赣榆县中学已经停课，也不招生，直到1970年，68、69、70三届小学毕业生一起上中学，按连排编组。1973年高中招生，当时邓小平主持工作，教育回潮，全校初中毕业生，在加上城东公社的毕业生，大概几十个班，只招收6个班，要通过考试录取。当时父亲很紧张，因为我要考高中，弟弟康民要进初中，他担心我们上不了学，因为那时候除了考试，还要考虑政治因素。父亲虽然没有离开教育系统，但先后下放到小学和印刷厂工作，生怕他的问题影响到我们读书。考试结束后，成绩并未公布，据说我的成绩位列前茅，我和康民都顺利入学，父亲非常高兴。过后他对我说，如果我们入不了学，他就去问个说法。我听了以后，内心异常感动，一向平和的父亲，为了我们，能下如此决心，这份爱是何等深重啊！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进入高中后，我学习更加努力。首次期终考试，就成为全年级总分最高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的人。可惜好景不长，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学校秩序再次被打乱，即使如此，我还是尽可能争取多学一点，因此老师们对我的印象一直不错。高中毕业后，我作为一家可以有一名子女留城的政策受益者而没有下放农村，因为那时大姐振华早就下放到滨海农场了。不久，由于母校缺少实验室管理员和代课老师，父亲认为这是个机会，于是在当时虞校长的建议下，我得以进校工作，进校后，我一边管理实验室，一边给初中带一些课。老师们可能觉得我的表现不错，学校又缺人，所以又陆续在我们这届高中生中选了几个人进校任教。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仍觉得幸运。即使在文革期间学校缺人，如果没有父亲在教育界的影响，没有我在读书时的良好表现，都不可能让我这个高中生进校工作，应该说，我和父亲共同的声誉，成就了我的工作，而这份工作也为我文革后顺利考入南京大学创造了条件。在赣中工作期间，还有一件事让我难忘。有一次，全县教育界搞文艺汇演，我被抽去做准备工作，在演出礼堂里装灯、装喇叭，一切就绪后，演出也就快开始了。这时，教育局的一位同志发现缺少拉幕布的人，就让我留下来拉幕。我累了一下午，又没有吃饭，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坚持了下来，直到演出结束。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父亲见我很疲惫，脸色也不好，待问明情况后，就让母亲赶紧给我准备吃的，同时表达了对让我拉幕的同志的不满。想不到第二天，父亲还特地找到了那位同志，批评他不该这么使唤人，并问他，如果我是一个干部子女，你能不能这么做？那个人一再道歉，说当时不知道我没吃饭。这件小事我一直没忘，因为它足以体现父亲对我的关心和呵护。父亲很少表扬我，倒是经常指出我的不足，有时一说就是几十分钟，但在我上大学后，父亲就再也没有批评过我。正因为表扬少，对他老人家每一次肯定都印象深刻。文革前，作为教研室主任，父亲会经常到我所在的小学检查工作，这时我的老师就会把我的作业拿给他看，但回家时，父亲从未向我提及此事，还是母亲告诉我的，我想父亲应该是满意的，如果作业不好，估计老师们也不会主动把作业拿给他看的。大概小学五年级时，我写了篇作文，参考了报纸上看到的一些东西，老师大加赞赏，写了语言流畅，读起来恰似滔滔江水之类的评语，我很高兴，就把评语念给母亲听，母亲也高兴，晚上就把作文拿给父亲看。第二天母亲告诉我，父亲看了作文，觉得一般，没有老师说得那么好，我当时颇为失望，但也不曾争辩。我上中学时，父亲碰到我的语文老师，说我作文写得好，回来后，父亲也只是说老师夸你了，仅此而已。大概在1973年的时候，有一次晚饭前，我在饭桌上做数学作业。当时是盛夏，为了凉快，吃饭都在院子里。饭前，父亲顺手拿起我的作业本看了看，然后就把作业本传给弟弟妹妹，说你们都看看大哥的作业写得多好，那是父亲第一次对我的表现发出由衷的赞叹，也让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父亲的夸奖的确不虚，当时的数学老师，在课堂板演是都用仿宋体，非常漂亮，于是我也学着用仿宋体写数学作业，字迹看起来像刻钢板一般整齐，再加上老师可能出于欣赏的原因，夸张地在作业本写上一个大大的“超”字，看起来赏心悦目，难怪父亲也会夸奖。现在想起来，还是因为文革期间学业很松，才有可能这么认真地对待作业。如果放到现在，孩子们作业堆成山，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又如何去刻“钢板”呢？我在小学中学阶段，对学习一直是自信满满的，但刚进大学时，这种自信便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十年积压的人才，又是南京大学这种学校，真是藏龙卧虎，班里不少同学都自学过高等数学和英语，我顿感“亚历山大”，也是第一次对“井底之蛙”这个词有了最切身的体会。写信给父亲时，就不免流露出自卑的情绪，父亲就鼓励我，说我的智力完全没有问题，只要努力就可以了。后来当我拿到三好学生奖章时，可以看出父亲比我还高兴。大学毕业后，我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生，父亲深感欣慰，他说我应该是全县第一个文革后的大学生里考上研究生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有一次父亲来南京出差，特地拜会了我的导师谢建昌先生，事后，谢老师和我说了两句话：你的父亲很有水平；你父亲说无论你在哪里他都很放心。知道了父亲对我的评价，内心充满感动，能做一个让他老人家放心的儿子，这便是对我最高的褒奖了，我多么想以自己的努力，回报他的信赖呀！每念及此，仍忍不住热泪盈眶。父亲爱学习，是没有一天不读书看报的，涉猎之广，到了令我惊讶的地步，就连科普知识，我也自叹不如。也难怪我们大家庭里，甚至邻居们有什么疑难之事，都会找他咨询。父亲爱学习，也喜欢爱学习的人，对他单位里的青年才俊，总是赞赏有加，也经常以他们的事例教育我们，要我们向他们学习。父亲做事极认真，那时中小学的统考考试卷都由教育局统一发放，在父亲负责的年代，不曾出过任何差错。记得文革中的一天，父亲对我说，样板戏《红灯记》的唱词中有一个字不妥，读起来别扭，应该改一下，过后不久，这个字果然改了。这件小事，让我对父亲愈加佩服。父亲性格温和，也很开明。记得家里时常有不同时期的同事来看望他，交流中不难看出大家对他的尊重。直到现在，和父亲共过事的人谈到他，其怀念之情仍表露无遗。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同事们对父亲的尊重，源于父亲的工作能力和亲和力。记得文革后第一次工资调整，不是普调，只有一部分人能调，既要考虑工作表现和工作年限，又要考虑家庭困难情况，这对经过文革，十几年都未长工资的人而言，其期盼可想而知，父亲的单位亦是如此。父亲深知这次调工资的难度，于是做了一个出乎大家意料的决定，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工资调整。当时父亲是单位里工龄最长的人，也是家庭最困难的人，他的主动放弃，平复了所有人的心态，纷纷劝说父亲不要放弃，而父亲一直坚持到名额报上去也未改变决定。后来全体人员写信给教育局，要求优先考虑父亲。结果是皆大欢喜的，教育局接受了大家的请求，并增加了一个名额给父亲。虽然最后父亲也调了工资，但事先他是绝对不会想到还会增加名额的，这终究还是源于他内心的主动。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在名利面前，都能保持平常心。在土壤所担任室主任和所领导期间，每年所里都有考核，连续三年优秀的，就可以升一级工资，我始终坚持自己不参加评优，把名额让给表现优异的年轻人。父亲不仅对同事，对任何人都持有尊重的态度。我中小学时，时常有同学到我家找我玩耍，父亲都能记得他们的名字，也能和他们进行一些平等的交流，到现在我的不少同学还记忆犹新。父去方知尽孝难，如今何处见慈颜？二十多年过去了，和父亲交谈的场景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是多么希望还有这样的机会啊，哪怕是在梦里。我总觉得我和父亲在心灵上有一种天然的默契，父亲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很多事情不用说，彼此都能理解。父亲的离去，让我失去了能够诉说我的欢乐、我的苦痛、我的困惑的知音，又像是一个小学生写好了作业，却再也找不到那个为你批改作业的人了。22年里，时常涌动在我心头一句话就是：父亲，我想你!（周健民：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