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姐姐许磊然，兼忆上海往事

编者按：许磊然(1918年8月一2009年6月26日) 女，生于上海。许鼎霖曾孙女，许廷琛孙女，许元方长女。本名许怡曾，笔名磊然，曾用榆青、葛达、萨皮娜等笔名。青年时代在上海中西女校读书时接触巴金的作品及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并对俄国古典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937年中学毕业后人沪江大学攻读。翌年在华俄夜校学俄文。1941年开始为上海时代出版社的《时代周刊旁和《苏联文艺》月刊翻译苏联文学作品。1944年进时代出版社编辑邵，从事翻译、编辑工作。与叶水夫称为“夫妻翻译家”

生于上海的许磊然

许步曾(1927一)上海人，许鼎霖曾孙。1945年至1946年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1946年至1948年在金陵大学渎书。长期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译文出版之等单位的专业翻译。1978年调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工作，任副译审，“国外社会科学家人名辞典”课题组组长。

怀念姐姐许磊然，兼忆上海往事

许步曾

姐姐许磊然,本名许怡曾,1918年阴历7月17日生于上海。她不论在父亲这方面的堂房兄弟姊妹中,还是在母亲这一面的表兄弟姊妹中,都是年龄最长,是家族中的第一个孩子,因而深得父母和长辈疼爱。姐姐比我大九岁,我初进小学读书时,姐姐已进高中,她读的是中西女中(解放后改名市三女中)。在当时的上海，女子中学颇多，如圣玛利亚、工部局女中、清心、禆文、启明等校，而"中西"位居榜首。"中西"位于沪西，沪西越界筑路之亿定盘路(今江苏路)上，校园宽敞，花木扶疏，环境优美。礼堂以校长Richardson 命名的莲吉生堂，为沪上著名建筑师匈牙利人邬达克所设计，他设计的许多建筑，至今七八十年仍为上海的优秀建筑，如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和著名的慕尔堂(今沐恩堂)等等。

“中西”的学生规定都要住读，每两星期回家一次，不回家的那个星期天，父母可以前去探望。但不得进入宿舍，而须在接待室相见。 父母可以带上小菜给女儿，但小菜不能带进宿舍，而只能存放在食堂内指定给各个学生的屉格内，到进餐时食用。

近时见到有人撰文称，说"中西"的女生衣着如何华丽时髦，又说她们是培养出来嫁外交官的，云云。 据我从与姐姐的接触中知道，这些话有些离谱。"中西"女生的服饰，衣料是考究的，这与她们家庭的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相吻合。但式样并不时髦，这与校风的保守、严格有关。至于嫁外交官，更是匪夷所思。 姐姐的同班同学，没有听说有嫁外交官的。再说，当时世界上需要中国向之派驻外交使节的独立国家为数不多。这从稍后几年的1945 年，联合国成立时，创始会员国总共只有51 个，便可见出。

家世

我们的曾祖父许鼎霖( 1857-1915)字久香，生于江苏赣榆，祖籍安徽敏县，是晚清举人，曾驻秘鲁卡亚俄领事(18941898) 。秘鲁是南美洲与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曾祖以后又任资政院总裁。资政院是清末新政时期创设的中央机构之相

当于国会。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当选为江苏省议长，但未就任。嗣后，在家乡连云港赣揄县创办海丰面粉厂、赣丰饼油公司，在江苏宿迁办耀徐玻璃公司并在其他地方创办了许多大型实业，其中有一些是与南通的张春合办的。 1915 年，他在江苏赈灾，积劳病故，由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之父)撰墓志、张蕃书写，至1949 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发行。姐姐怡曾、我步曾和其他兄弟姐妹，名字都以"曾"排行，就是纪念曾祖的意思。

祖父许廷琛，名潜，字亦飞(1879—1947)。在清末做过小官，以后就赋闲在家。在杭州和上海过优游林下的生活。他喜欢写字，尤其喜欢收藏字帖，每天要读许多时间碑帖，然后专心摹写，长年乐此不疲。

父亲许元方，号长卿（ 1898-1986)，1922-1926年在德国科隆大学留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特别市公用局和京(当时指南京)沪、沪杭甬铁路局等单位任总务处处长，这个职位，相当于近日的办公厅主任。这两个单位都以讲究科学管理、办事效率高著称。公用局曾受到名报人史量才的赞许。铁路局是当时铁路系统的模范单位。抗战胜利后，父亲任上海纺织机器制造公司代总经理，解放初调山西榆次筹建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公司。这两家公司是全国纺织机器制造业中最大的两家。父亲的书读得好，毛笔字(苏东坡体)写得好。他的事业是自己奋斗出来的。他告诫我们，要自力更生，不要想倚仗父辈、祖辈的余荫大树下乘凉，他不会托别人为我们谋事，因此我们兄弟姐妹的丁作都是自己凭本事获得的。

我们的母亲李蓉秋(1899—1964)，扬州人。她的曾祖父李长乐，是李鸿章淮军中的名将，在清史稿中有传记。他曾与太平军交战过多次，屡立战功。先后任湖北、湖南提督(相当于今日的军区司令员)。光绪五年(1 879年)，崇厚出使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伊犁条约》，清廷不予批准。沙俄恼羞成怒，认为天津附近北塘毫无戒备，尽可进攻，进兵津沽，威逼京城。李长乐被急召北上，从炮台设施、兵力部署到船舰性能、沿海工事，皆严密设防，俄军见清军有备，未敢进犯，为此，李长乐被封为直隶提督。另外，李长乐还有一幅油画《长城驰骋图》，是慈禧太后命令专为自己画像的意大利女画家为他面的。国文教师陶秋英姐姐在“中西”的国文教师陶秋英，国文知识渊博，教书细致有方，姐姐和同学都深受其益。但陶先生(当时称“先生”，不称“老师”)对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接触，姐姐就把自己读过的鲁迅、茅盾、巴金等的作品介绍给陶，陶并不因是学生的介绍而不屑一顾，而是认真阅读，因此师生间的感情更为投契。陶后来与姜亮夫结婚。姜是敦煌学者和先秦文学研究者，杭州大学的名教授。姐姐下放在湖北咸宁干校时，有一次利用探亲假到上海来看我们，并要我陪同到杭州探望陶先生。师生阔别多年，重逢自然格外高兴。陶听说我们还要游览绍兴，游兴勃发，一同前往。我们坐了船夫用脚划桨的乌篷船，参观了鲁迅故居纪念馆。纪念馆屋宇宽宏，房间多得数不胜数。我们暗暗奇怪，鲁迅在书中不是写过，幼时家中已经败落，把房子陆续卖掉了吗? 这个疑问，纪念馆长给我们做了解释。馆长是鲁迅的本家，他听说姐姐是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而新版的《鲁迅全集》恰是由该社出版的，因此接待周到、热情。他解释说，鲁迅幼时家道中落，把房子卖给了隔壁一家姓朱的大户。解放后创建鲁迅故居纪念馆时，把周家卖给朱家的房屋连同朱家的房屋一并划了进去。在纪念馆内，还见到鲁迅幼时的考卷成绩报告单，批分数的方法不是我们习用的百分制或五分制，而是九钱几分，如鲁迅的一份考卷，就得了八钱九分，大概相当于百分制的八十九分，这样的批分方法，不仅姐姐和我没有见过连陶先生也未见过，啧啧称奇。

夏日清晨到农家买玉米

姐姐爱好田园风光，爱好农家生活，喜欢吃珍珠米(即玉米)。上世纪30年代后期，每逢夏日，她常在清晨带我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潘馨路(今吴兴路)一带的农民家里，选购现成摘下的珍珠米，回家煮食。上海从1843年开埠，到当时已经历了近整整一个世纪，现在的人们很难相信，在霞飞路和贝当路(今衡山路)这两条法租界最赫赫有名的大马路之间，居然还有成片成片的农田。事实上，在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租界的居民并不太多。战争爆发后，上海华界的闸北、南市、江湾的居民，以及邻近的省份江苏、浙江的许多地方的居民，纷纷逃到上海租界避难，而造成了那里的畸形繁华。

和二陈同学俄文及法租界的俄罗斯风情

姐姐喜欢新文学作品，她的这些书本是在静安寺附近愚园路上一家“新青年”书店购得的。店主是两位青年陈秉彝(后译名冰夷)和陈君实(后译名梦海)。他们和姐姐也都向往苏联，希望通过学习俄文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多的了解。在亨利路(今新乐路)，有一座东正教堂正在开班教俄文，由中国神父任教，姐姐和二陈便去报名就读(后来得知，先后前去就读的还有包文棣，后译名辛未艾)。这座教堂是主教的座堂，正式名称叫圣母大堂。四周四座蔚蓝式的蘑菇形穹顶，拱卫着中央一座硕大的蘑菇形穹顶，大穹顶的内壁底环上，用古斯拉夫字体书写着圣经经文，古意盎然。东正教的十字架与天主教、新教的稍有不同，在大横的上面另有一短横，在下面另有一短斜横。这种形式在上海千千万万的中式和西式建筑款式中，非常具有特色。可惜，东正教堂里中国神父的俄文课

教得实在太差，学生纷纷离去，设法直接找俄国人去学。当时上海的俄国侨民有数万人之多，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先在哈尔滨等中国东北城市，然后辗转到上海的。他们多数居住在法租界，尤以群居在蒲石路(今长乐路)、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金神父路(今复兴二路)最多。而在霞飞路最繁华的东段和中段，他们(多数是俄罗斯犹太人)开设有许多各式商店，尤以饮食业居多，如“君斯坦丁”、“老大昌”、 “DD’s”、“卡夫卡斯”、“伏尔加”、“哈尔滨”和巴黎大戏院隔壁的“东华”罗宋大菜馆。“君斯坦丁”饭店是沙皇的御厨所开，姐姐带我去品尝过，风味不同一般。“卡 岫夫卡斯”是俄文“高加索”的意思，“伏尔加”是俄罗斯河流名，而“哈尔滨”是俄罗 ”斯侨民在迁来上海以前在中国东北长期居住的城市。这些店名无不流露出俄罗斯的痕迹。

上海的中国人，通过与这些俄罗斯侨民的接触交往，通过光顾俄侨开设的饭店、咖啡馆、食品店和其他各色商店，尽管不出国门，却能接触到俄罗斯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而对于姐姐和其他从事俄苏作品翻译的人们，则除了文字的接触以外，更加深直观的了解。

帮教师查伊范编俄文课本

姐姐请到的一位俄文教师，名叫查伊范。他在辣斐德路开了一家俄文旧书店，收费出借图书。他身材魁梧，服饰高雅，说话、举止彬彬有礼，字写得尤其漂亮。他常到我家来，有一次大热天，他到我家来时，姐姐忘记请他宽掉外套，他不好意思自己脱掉，一直穿在身上，后来姐姐发现了，忙请他宽衣，他这才脱下，已是捂得衬衫湿透，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查伊范很关心俄中文化交流。他见到上海还没有俄文读本，便有意编一本，并要姐姐和他合作。姐姐欣然从命，他们编的名叫《俄文实用读本》第一册，24开版本，99页，1939年版，由于当时不印印数，所以印了多少，现已无可查考。俄文的字母有30多个，比英文字母26个要多很多，而上海俄侨所沿用的是沙皇时代的字母，比十月革命后苏联使用的字母还要多一两个，但在上海排印时并无困难。这个读本我在童年时见到过，可惜在解放后查过上海各图书馆都未查到。几年前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查到，并记下索书号，可惜忘记存放何处。日前，在网络“读秀”上无意中查到此书失而复得，喜出望外，愿经过进一步努力，查得此书现藏何处。作为上海出版的第一本供中国人使用的俄文读本，应该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87年7月，许磊然参观普希金纪念馆

当时学俄文的巨大困难

中国人当时学俄文，遇到的困难之大是今日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没有教材。不是说没有合适的教材，而是根本没有教材。俄侨老师自己知道什么就教什么，自己爱教什么就教什么，毫无章法可言。更兼语言沟通困难，更增加了隔膜。而且，这些俄侨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离开苏联的，对新政府心怀不满甚至敌视，但是，中国学生却不理会这一套，只管学会俄文。困难的第二点是没有俄华字典，遇到俄文词汇无处查得其意义，而只有依靠俄英字典或俄日字典来辗转查找。但要查俄英字典首先要懂英文，好在一部分人的英文水平是不错的，至于转查俄日字典，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懂日文，怎么办呢?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文书中使用的汉字极多，而且多数也同中国汉字所表示的意义相同，所以中国人也能了解。这类字典中最著名的是岩波店版、八杉贞利编的《露和字典》(露和在日文中即“俄日”之义)。直到二战结束后，日本实行“当用汉字”，才把汉字压缩到仅一千多个。

在敌伪的严密新闻封锁下获取时局真相

姐姐在1942年进时代出版社工作，任翻译。《时代》编辑部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赫德路(今常德路)以东一条名叫“金城别墅”的西式弄堂临街最东一栋(1519号)的二层楼上，当时与塔斯社上海分社在一起办公。1937年8月13 日，日本侵华战争在上海爆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宣布“中立”。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鏖战了三个月撤退，北站、南市、江湾都被占领，租界成了“孤岛”。但那里的若干家中文报纸，靠了挂着洋商招牌的办法，依然能够刊登真情实况，这些就是所谓的“洋旗报”，如《申报》、《大美晚报》都是。1941年l2月8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英宣战，占领了公共租界(法租界依附于投降德国的维希傀儡政权)，一切不利于敌伪虚伪宣传的报刊不是被查封，就是自动改变方针。

此时，只有苏联由于一直与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解放东北)能够自由地出版刊物(如英文版和俄文版的《时代》杂志)，报导苏、德战况和世界局势，使上海市民知道真实情况。另外，在“时代社”和“塔斯社”合用的办公室之南墙上，还张挂着巨幅的苏、德军队作战地图，上面插着许多旗子，红旗表示红军，蓝旗表示德军，先是德军迅速推进，斯大林格勒决战以后，红军转为反攻，直至攻克柏林。在敌伪严格控制下的上海，时代社的人能非常及时地了解到苏德战事的详细而真实的情况。实在是十分难得的。在塔斯社，有一位从纳粹德国逃沪的柯尼希，有人说他是犹太人，有人说不是。他用Argus(阿尔古斯)笔名以英文写国际评论，由塔斯社译成中文，多数用于《时代日报》，少数用于《时代杂志》，也译成俄文，用于俄文《新生活报》。1949年10月1日和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0天内相继建立，柯尼希出任民主德国驻华大使。另外，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以西的一个电影放映棚内，人们可以经常看到苏联的新闻片和纪录片。这座放映棚设备相当简陋，座位是木板的，然而，人们仍然冒着被日伪特务监视、盯梢的危险，去偷吃“禁果”。再有，在杜美路(今东湖路)上的杜美大戏院(后改名东湖电影院，现拆)，偶尔也上映苏联的故事片。这家电影院以放映美国好莱坞影片为主，另外也放映英、法、德、苏等国的影片，当时还没有想到译制的方法，而只有原版片。因此，杜美路上经常有讲着各国外文的影迷。还有，从1949年9月27日起。塔斯社还创办了苏联呼声电台(x．R．V．N．)周波1470，向上海广播，有中文、俄文丽个台，播送苏联卫国战争的真实消息和文化消息。除了有国语、沪语、俄语、英语、德语新闻报告外，也有国乐、中国故事、西方古典音乐和京剧、越剧、评弹等娱乐节目。桂碧清(王元化的姐姐)和李德伦(后任中央乐团指挥)分别主持儿童节目和西洋古典音乐节目。另外，还有从纳粹德国逃亡来上海的一对犹太夫妇Nobel，则担任了德语节目的撰稿和播放。上海人通过时代社和塔斯社的出版物，通过简易放映棚和正规电影院放映的苏联影片，通过苏联呼声电台播送的苏联节目，以及光顾俄国侨民开设的餐馆和其他各式商店，不出国门就能接触到俄罗斯和苏联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而姐姐和其他俄、苏作品的翻译者们，更能敏锐地加以吸收消化，用在自己的工作中。

《时代》的创办和壮大

1937年1 1月12日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鏖战三个月后西撤，租界成为“孤岛”。1941年6月德国军队进攻苏联，苏联与英美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在上海租界，出现了复杂而微妙的变化，对苏联的活动宽容了许多，苏商开办的报纸、杂志开始广泛发行。上海地下党利用这一形势，决定利用苏商的关系办一份中文报纸，并交给姜椿芳去办理。姜椿芳来自哈尔滨，精通俄文。党要姜向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社长罗果夫联系，建议出版中文报纸，经费和发行都由中方负责，只要苏联人向租界当局领许可证。姜椿芳通过在霞飞路开佛利特书店的苏联人克鲁克尔斯，认识了罗果夫。姜、罗商谈之后，罗经过一星期考虑，说中方可以办一个《时代》周刊中文版(塔斯社已有一个俄文《时代》半月刊，属于政治、文艺类性质)。就这样，姜、罗决定，《时代》周刊中文版的内容由罗果夫提供，选择俄文《时代》半月刊上的文章，以及塔斯社的电讯，由姜并找了陈冰夷翻译稿件，以最快的速度编出了第一期，在1941年8月印了几千册，反应强烈。同时，时代出版社也宣告成立。同年12月8 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在上海占领了公共租界，“孤岛”不复存在，但由于苏联与日本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塔斯社不受影响。时代出版社就是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局势下，生存并且壮大的。1942年春天，以苏商“时代书报出版社”名义，向汪伪上海市政府登记备案，得以“合法”地、公开地出版书报。1942年姐姐参加了时代出版社。这一时期参加“时代”的，还有水夫(后来成为我的姐夫)、朱烈等人。在我的印象中，“时代”似乎是在书籍封面上第一家设计图案(图画)的出版社。以前的老牌出版社，如“商务”、“中华”、“开明”都只在封面上印书名，没有装帧设计，“时代”可说是开这方面的先河。设计者是池宁，原在上海剧艺社工作，“时代”的书似乎全部由他设计。他设计的封面，美观而且耐看。

姐姐在时代出版社和后来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翻译了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马卡连柯的《教育诗》、法捷耶夫的《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主持了屠格涅夫选集的翻译工作。选集包括屠氏的六部长篇和许多中短篇，姐姐并翻译了长篇中的《罗亭》和《贵族之家》，后者是她最喜欢的作品，《真正的人》在苏联拍成电影，来上海放映时，改名《无脚飞将军》，姐姐对于这种纯从票房价值着眼的商业化译名，很是气愤。以上这些都是名家名篇，读者比较熟悉，不多说，下面要谈的是姐姐翻译的几个短篇，首先要谈的是普希金的两个短篇《射击》和《村姑小姐》，都是中俄文对照，双页排中文，单页排俄文，便利读者参照阅读。“时代”所出的这一类书，还有普希金的《驿站长》(水夫译)和《暴风雪》(梁香即陈冰夷译)。其次要谈的是帕郭列尔斯基的《黑母鸡》。这本小书是宋庆龄在1947年建议翻译的，它告诉孩子们不要倚靠所谓生来就有的“天才”，而要脚踏实地的勤奋努力。姐姐还翻译过一本小册子《人间地狱特雷布林卡》。这是波兰首都华沙附近的一个村落，纳粹德国在那里建造了灭绝营，毒死了73万犹太人，它与“奥斯威辛”同为纳粹杀人最多的场所。但“奥斯威辛”直至二战结束以后很久才为中国人所知晓，而特雷布林卡却由于上述小册子而久已为上海人所熟悉。“时代”的薪俸比较优渥，姐姐用钱宽松，她不仅舍得用在自己身上，而且也肯帮助别人。有几个长辈的亲戚由于成分的缘故，解放后经济受到影响，生活陷于困境，姐姐得知后便伸出援手。俗话说，“救急不救穷”，姐姐却能常年救穷，按月汇去款项，数目虽不多，却舒解了他们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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