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能“有重于社稷”吗？——《五人墓碑记》疑难探究

《五人墓碑记》是《古文观止》的压卷之作。吴楚材评价它：“议论随叙事而入，感慨淋漓，激昂尽致。当与史公伯夷、屈原并垂不朽。”文章与一般的墓碑记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文章以明末苏州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抗阉党残酷统治的斗争画卷为大背景，热烈歌颂了五位义士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光辉业绩，阐明了“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道理。

在文章中，作者是这样写五人之死的重大意义的：

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五位普通市民在国家危难关头能挺身而出的义勇精神，以及“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价值判断，是文章的着力点，作者以“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作全文总结，说明五人之死对国家安危起重大作用。“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五人之死的意义真的有这么重大吗？本文拟结合文本、作者创作、有关历史等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文章第五段是这样开头的：“嗟呼！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以“嗟夫”开头，以“几人欤”煞句表现了作者压抑不住的愤激之情：作为读书明理的“缙绅”，本来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改变高洁的节操，在国家危难之间，更应独持操守，但在“大阉之乱”中普天下的无数缙绅能不改变高洁志操的，竟然没有几个人，岂不令人愤慨? “缙绅”如此，那么“匹夫”怎样呢？于是用“而”字一转，转而歌颂五人，阐发“匹夫有重于社稷”的主题。作者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认为素闻诗书之训的“缙绅”应该比“素不闻诗书之训”的“匹夫”高明，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因而发出了“亦曷故哉”的疑问。这个疑问，他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但他不但敢于承认这个事实，而且以“缙绅”助纣为虐、祸国殃民为反衬，揭示了以五人为首的市民暴动在打击阉党的嚣张气焰、使之终归覆灭这一方面所起的伟大作用。五人，他们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没有任何的个人目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死会被别人赞扬，更没有想过有人会为他们立碑记传，甚至连是否全尸都可能没考虑过，但是他们心中有杆正义的秤，可以不记一切后果。“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真正体现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体现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精神。

五人死义与缙绅易志相较，凸显五人从容就义致力挫阉党，功不可没。作者是这样写的：

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不可谓非五人之力”，用这样一个双重否定句，作为本段的结束，非常肯定地表明：“魏阉”的“不敢复有株治”，甚至“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以猝发”，直至“投缳道路”，都是由于“吴之民”的“发愤一击”和“五人之力”。那么“吴之民”与“五人”是什么关系？应该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五人”是“吴之民”的杰出代表。不仅写了“五人”，还写了包括“五人”在内的“吴之民”。文章开头就说明五人是“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从注释中已了解到周顺昌与阉党形同冰炭，互不相容，而这场因阉党逮捕周公而激起的“民变”的正义性也就不言而喻，市民们“噪而相逐”，文中明确写出“逐”的对象是“魏之私人”，这就更加十分有力地表现出民心所向，正义所在。这样，就更好地突出了以五人为首的市民暴动在打击“阉党”嚣张气焰，使之终归覆灭方面所起的作用，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正是人民的作用，粉碎了魏阉的“非常之谋”，改变了历史进程。张溥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看到了这一点，非常难得。

张溥青年时候正是魏忠贤阉党专政，东林党人受到残酷镇压的时代，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以继承东林为己任，成为复社的领袖。张溥有感于五义士的英雄气概，撰写了这篇碑记，这篇碑记可以说是一篇政治性很强并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文章。因为五义士是在反阉党斗争中牺牲的，作者站在进步的政治立场上，在歌颂五义士“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斗争精神的同时，严厉地批判了阉党的罪恶行径及附逆者的卑劣品质，并且，作者在这个基础上，阐述了生死价值观的问题。

因此，对于“匹夫有重于社稷”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我们对于苏州暴动还不能孤立去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市民暴动。碑记真实地反映了暴动的主力军是市民，暴动的领导者又是市民中的先进分子。这次事件是由市民、诸生和封建上层中的开明人士（如周顺昌）联合起来向最反动最腐朽的阉党进行斗争，斗争的性质是进步的，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斗争。这次暴动反映了明王朝政治黑暗腐朽，政权摇摇欲坠，从而敲响了明王朝的丧钟。随之而来的大风暴有：1627年陕西农民王二纠合的饥民造反；1628年王嘉胤在谷县起义；以及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先后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谚语曰：“木以一叶落而示其凋，国以一政腐而示其衰。”苏州市民暴动正是如此。

总之，文章的中心是歌颂五人“激于义而死”的精神和群众斗争的巨大力量，批判甘心依附阉党的官僚士大夫的卑劣行径。全文由五人的死生意义推及各种人的死生意义。由五人的“有重于社稷”推及匹夫对国家应尽的责任。所以“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句话，既扣住文章题目，说明作碑记的目的；也紧扣中心，是全文的结论。